贺丹：首先，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状况是国家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人口自身的发展，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互动关系，都将直接影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我们必须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发展的区域差异比较大，既面临着少子化、老龄化的挑战，也面临着人口众多、结构性转变的压力，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搬他国经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解决人口问题的中国方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贺丹：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概括了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三化”特征，要求我们“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充分认识人口形势及其背后的变动规律，才能做到不恐不慌，保持人口发展的战略定力。
少子化、老龄化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经历过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出生人口回弹小高峰以后，我国出生人口总量下降较快，少子化趋势加速演进。预计未来较长时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将在1000万级附近波动。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的进程也在加快，2020年我国100岁老人已达11.9万，2022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达78.2岁，这将对我国老年健康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记者：人口发展的新形势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充裕的劳动力供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下降趋势，但依旧保持较大规模。2022年，我国15-64岁人口为9.63亿人，预计2035年还有9亿。目前，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依旧没有关闭。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高，保障了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当前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约为75%，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
推进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将释放巨大制度红利。当前，我国人口迁移势能仍然巨大。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2030年达到65%计算，还将有2亿人要实现生活、工作地的永久性迁移。城镇化带来的经济效应将更加凸显。目前，特大城市和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已经形成，对人口就业吸纳能力相对稳定。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将着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留住部分年轻人，支持有资金和经验的外出人口返乡创业，从而开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推进土地、户籍、税收等关键领域改革，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将释放改革红利，实现人口对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支撑。
人口老龄化使健康服务和社会保障压力加大。伴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和老年人口规模扩大，社会保障和医疗压力不断增加。老龄化、高龄化和老年家庭类型多样化形成了巨大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建立完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刻不容缓。预计快速老龄化背景下未来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仍将继续增长，对家庭及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
记者：您认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我国人口发展的结构性挑战日益显现。我们应牢牢把握人口发展战略主动，以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为目标，引领人口高质量发展。
着力提升人口整体素质，发掘人力资本新红利。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人口发展的战略协同。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普及高中教育，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实施帮助女性维持工作家庭平衡的政策，稳定女性劳动参与率。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推进健康中国行动，不断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使我国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快于预期寿命的增长。实行人口素质对人口数量的替代战略，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强人口动态监测，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根据出生人口下降、老龄化发展、人口区域增减变化等趋势，加强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协调配合。将“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引导人口合理布局、探索建立与人口分布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单元、财政政策。加强资源统筹规划，做好存量资源规划和统合利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