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辰金一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口述史研究得到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口述史和口述史研究更是成果迭出。为了展示近年来女性研究者所记录的多种社会身份的女性个体生命历程，展示女性叙事实践的丰富性，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联合中华女子学院，在《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的支持下，于近日举办了“新中国女性群像：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工作坊，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就女性口述史的实践、知识生产和传播等研究方法及理论进行了分享与讨论。300余位关注女性口述史研究的学者线上参会。

集体主义时代女劳模的再解读

工作坊上，有三篇报告分别以申纪兰、郝建秀和相凤祁三位女劳模口述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申纪兰和郝建秀都是闻名遐迩的女劳模，她们两人体现了城乡间的差别，但就女性如何从私人家庭的一员被塑造为一种公共角色则有探讨的共同意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周海燕教授以表征和展演理论呈现了劳模形象是如何在国家、媒体、大众相互作用下被塑造和传播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分享的相凤祁口述史，展现了她从童工、女劳模到企业老总的跌宕起伏人生。在旧社会，她13岁就进纱厂做童工，新中国成立后用优异的劳动成绩和出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为国争光的资历当上劳动模范，随后进入学校学习，成为新中国工农干部的代表，最终成为中国第一批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条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够实现的女性由受苦的女工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的发展道路，这是真实人生实践。作为女性，通过当劳模、进大学，成为共和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的人生发展之路与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人才选拔制度紧密相关；她的个人能动性嵌入在共产党给予工人高度的认可和尊重的感知上，并将实现中国“化纤”工业的发展与个人的梦想相连接。佟新认为，劳模有上学的机会，这既是新政权对工农出身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工人通过高品质的劳动才能够获得当上劳模并进入大学的机会。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体脑劳动间的区隔；妇女解放的理念融入这一革命的历程，一名旧时代的女童工能动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呈现出中国女性发展的无限可能。

“可托付的教与养”与“劳动的母亲”的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马瑶和导师郑新蓉教授的研究《可托付的教与养——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公共教养空间和“劳动母亲”》，通过60年代一个三线工厂的西迁和子弟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叙事，把我们带回一个用“公共养育”来促成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产的时代。集体主义的方式——通过托幼机构和子弟学校，提供了一种可信任的、可托付的“教”与“养”，不仅使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交织在一起，也成就了参与社会生产的“劳动母亲”，成功实现从社会新生代的成长由个体家庭向广阔的公共教育空间转换，促进全体工厂子弟的全面发展。评议人佟新教授指出：工厂的子弟学校作为中国集体主义时期的特别产物，还包含了拉平干部子弟与工人子弟差距的意义——工人阶级的子弟获得的教育、未来的出路都同样受到保障，而无须竞争和内卷。在推行“三孩”政策的今天，“可托付的教与养”的议题可放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加以讨论和借鉴。

寻找女性工作的意义：弄潮商海的女商人

在工作坊中，有两份报告都是以义乌女商人的口述史为例，有经历“鸡毛换糖”初创经历的女企业家，也有“走向世界”的“创二代”，她们都是在现代成长起来的个体女性。既从商业“文化基因”，也从流动与都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的角度，探讨“义乌商业女性所具有的文化性特质是什么”刘柳和她的合作者通过对7名义乌女性的创业经历、创业契机、创业过程以及危机的处理，来探讨女性创业者的内在动力源泉、创业的初衷以及对“有意义的工作”的理解。在很多人眼里创业就是为了挣钱，挣了大钱就是荣耀。那么在女性的世界里是否还存在更重要的意义？评议人这一提问给我们留下诸多讨论空间。

女性口述史的意义和使命

女性口述史的发展意义何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陆远博士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历史学这门学科自诞生以后，始终就有内部公共性的诉求。新的社会史学的公共性诉求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增加。他以一个贴不上任何“标签”的普通农村妇女“吴根妹”的口述史出版为例，说明口述历史把历史叙述的焦点转向普通民众、指向边缘人、关注弱势人群，让那些本来根本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记录的人发声，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历史学知识生产的权力与权利关系，呈现了“人民化”的趋势。口述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对公共史学的推演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口述史在某种意义上对抗着三种东西：“迅速生成、迅速遗忘”的现代性特征；将“记忆”和“遗忘”作为一种治理手段的工具化目的、自然生命的遗忘“本质”——记忆实际上是有一个边界和跨度的，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口述历史是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发展的内驱力。

陆远在分析口述历史的生产实践和传播的过程时指出：口述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在学界内部，还在于把它的学术生命力培植在巨大的读者市场之中，才有其真正的生命力、才不至于这么快被淹没。口述历史的产品被传播、被阅听、被言说、被质疑、被争论的过程恰恰是其价值所在，恰恰是有争议的东西，能够被诘问被检视才有可能或者说才有资格进入公共语言。

南京大学教授周晓虹在与谈环节中，特别强调了口述史把视角放在女性身上是“双重的正确”。不仅基于女性在社会中原有的“弱势”，还在于还原她们的人生感悟、经历和以性别的视角反观整个国家的变化、社会的变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很多发言者都强烈地表达了女性口述历史实践者的使命感与强大内驱力：与历史赛跑，书写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让更多已经或即将消隐历史中的女性留下足音；将普通的女性行动者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开拓女性个体与时代相互交织的可叙事空间。特别是我们对新中国女性群像的塑造，将成为从性别发展视角拓展历史社会变革宏大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