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珍，志愿军护理排排长，荣立一等功，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模范”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
常香玉，豫剧演员。率领“香玉剧社”在全国各地巡回义演，用义演收入购买“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捐献给志愿军。图为1953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向常香玉授奖。
邓芳芝，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母亲。在黄继光牺牲后，又相继送一个儿子、四个孙儿孙女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志愿军女兵在坑道口进行战地宣传。
1951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签订爱国公约的号召。图为上海纺织女工签订生产竞赛的“爱国公约”。
中南地区不仅为志愿军提供了大批兵员，更输送了大量物资。图为广州一家电池厂的女工们在辛勤工作。 选自“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
□ 王书吟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在电影《上甘岭》中，志愿军部队中的女卫生员王兰在坑道里深情歌唱的影片主题曲《我的祖国》承载了新中国一代人对抗美援朝的珍贵记忆。而在抗美援朝的战争史上，如同电影中女卫生员王兰一样的广大中国妇女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参加抗美援朝运动，通过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下简称志愿军）、和平签名运动和集会游行、开展爱国增产与捐献运动等多种方式支援前线，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和平签名与游行运动
1950年6月，在国际民主妇联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发动保卫和平签名运动，妇联主席蔡畅提出“全国签名总数中妇女要占三分之一”的号召。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分会和妇联的联合组织下，工厂女工、知识女性和女学生们走上街头，以演讲会、群众集会、文艺汇演等多种方式宣传反对侵略战争对新中国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大中城市中的妇女积极踊跃地参与其中。各地妇联成立了家庭妇女联合会，采用挨家挨户串门、举行小型群众聚会等多种方式将家庭主妇们广泛地组织起来。在这场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城市妇女被充分动员起来，自发地签名抗议美国侵略行径。上海市家庭妇女联合会的张丽萍以一己之力推动了2200人签名，她有时清晨来不及吃早饭就出门宣传，因疲劳过度晕倒在街头，被救醒后仍然坚持征集签名。随着和平签名运动在城市的顺利推进，妇女群体成为推动和平签名运动的主力，并诞生了一批和张丽萍一样的“和平英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和城市中不同，签名运动在农村妇女群体中推广的难度不小。在当时，识字妇女只占全国妇女群体的10%，而农村妇女文盲率则达到95%，但不识字的妇女也在和平大会中被充分地组织起来，她们采取与识字妇女合作的方法宣传签名活动。西安回族妇女王莲如自己不识字，她与识字妇女合作，王莲如负责宣传，识字妇女负责帮不识字的妇女签名，共发动了3000余人签名。在各级妇联的努力下，根据1950年8月的统计，全国共征集和平签名近6000万个，妇女签名占总签名数的45%。1951年2月，和平签名运动顺利结束，在全世界共收集的6亿签名中，妇女贡献了一半，中国的和平签名人数达2.23亿，中国妇女群众为维护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0年11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发表支持各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号召全国妇女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各省市分别成立妇女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在各大城市中组织妇女走上街头，举行抗美援朝爱国大会和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这一活动在1951年达到高潮。1951年1月28日，北京各界妇女4万余人在太和殿举行了抗美援朝爱国与反对美帝武装日本大会。大会从早上9点举行到下午5点，大游行持续了两个半小时，队伍中不仅有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也有跟随母亲游行的孩童，北京盲人讲习所的9位女学员也参加了游行队伍。参加游行的妇女中有许多职业女性，在白天紧张的劳动后利用下班的休息时间配合街道妇女组织排练秧歌剧、活报剧，绘制宣传漫画，深入社区进行家庭访问。此次大会彰显了妇女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巨大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各阶层广大妇女了解和参与抗美援朝运动。
城市、农村妇女的爱国生产运动
1950年底，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广泛订立并认真执行爱国公约的号召，各界妇女在妇联的组织下分别签订了爱国公约，坚决响应国家号召，以时事学习、增产节约、拥军参军等实际行动贡献妇女的力量。
在城市女工中，掀起了爱国增产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她们将工厂作为战场，用战斗的精神展开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据统计，女工出勤率由竞赛初期的81.5%提高到94%，妇女职工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作为抗美援朝的国防最前线，鸭绿江西岸的安东市女工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的热情最为高涨，她们以“工厂当作战场，机器当作武器”为口号，不断创造着新的生产纪录。在全市1358位生产新纪录的创造者中，女工就占了21%。东北大连裕民胶皮工厂女工张兰提出了“为节省一秒钟而斗争”的口号，她通过精确计算工时、改进操作方法，使工厂产量从过去每天缝60双鞋提高到360双，在质量全部合格的基础上工作效率提高了500%。1952年，仅辽西一省就有448名妇女被评为劳动模范。该省的纺织女工刘秀英总结的捻头法使全组回丝率大大降低，每月超额完成18%的工作量。
除东北最前线外，北京、上海、济南、西安的女工们不断在各行各业中刷新着生产纪录。北京农业机械厂张凤泉小组的女工们提出以1个月的时间完成两个月的生产计划。上海的千万女工和家庭妇女响应上海民主妇联赶制40万双军鞋的号召。不少妇女职工家属通过改进家务与调剂生活的方式协助丈夫、子女参加生产竞赛，大批家庭妇女也踊跃参加劳动生产，为前线将士缝制了大批军需用品。为抗美援朝作出物质贡献的同时，又补助了家庭生活，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北京市家庭妇女李淑卿是7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石景山铜铁厂管理账目。抗美援朝活动中，李淑卿发动同厂工属们为前线的志愿军制作了50余个慰问袋。
农村妇女们在竞赛中喊出了“多打粮食扎富根，支援朝鲜打敌人”“男人多种花，妇女保证收回家”的口号，以多种爱国棉，多种爱国粮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山西省滹沱河水利工程中，参与建设的妇女达2.13万人，其中涌现出92位劳动模范。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生产运动中，妇女们还学会了棉花的整枝、使用除虫药剂等技术，涌现出大批丰产互助组和个体户妇女，不仅提高了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也成为革新农业技术的重要力量。
捐赠飞机
与支前慰劳
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下，各地妇女开始积极捐赠妇女号飞机，据1951年底的统计，全国计划由妇女群体捐助飞机的数量达59架，大炮2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捐赠的同名战机。
1950年，时任西安剧团副团长的常香玉得知了抗美援朝总会“捐飞机、捐坦克”的号召后，在丈夫的支持下开始筹措购买一架战斗机的款项。在说服了剧团成员后，常香玉不仅卖掉了剧团里唯一一辆用来运送道具服装的大卡车，还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和嫁妆。1951年8月，常香玉开始了全国巡回义演，为了筹措更多的款项，每场她都要拿出压轴绝活连续演出三个小时，虽然场场爆满，但仅凭演出的收入对购买一架战机来说仍然杯水车薪。有人帮她算账，买一架价值旧币15亿元的战斗机至少要演够200场，不少人劝她改捐其他小型武器，但常香玉仍然坚持最初的目标，即使带病也登台演出。常香玉的坚持感动了国人，从1951年8月到1952年2月，经过辗转11个省的180多场义演，常香玉最终共筹得旧币15.27亿元，实践了捐赠飞机的承诺。女豫剧家义演捐战机的壮举震动了中南海，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想亲眼见一见这个为朝鲜战场捐献飞机的女戏剧家。1952年4月，常香玉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演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亲切地同她握手说：“你这个香玉了不起嘛！我该向你学习。”
除了常香玉这样具有专业技能的妇女捐献飞机外，广大妇女群众聚沙成塔，还用众筹的方式捐赠飞机，“北京妇女号”“上海家庭妇女号”“沈阳妇女号”飞机就是在各城市的各界妇女共同努力下捐赠的。以“北京妇女号”为例，1951年6月14日，北京各界妇女共1300余人集会通过“号召全市妇女捐献飞机”的决议，当场就有来自13个单位的270位妇女捐出了旧币9000万元。除现金捐赠外，妇女们还捐赠了2000余斤小米。有些妇女将她们珍藏许久的嫁妆和祖传的金银首饰全部捐赠，当场就收到金戒指、金手镯27件，黄金3两，银元114枚。燕京大学妇女会蔚秀园小组想出了在端午节义卖粽子的捐献办法。她们用11天时间昼夜赶工包了1.1万个粽子，将卖粽子赚到的180多万旧币全部捐献给“北京妇女号”飞机。工厂女工也通过增加生产的方式把获得的额外奖励捐给“北京妇女号”。在各界妇女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委员会顺利完成了捐赠飞机的任务。此外，妇女群体还以“刘胡兰号”“赵一曼号”“三八号”等命名战机，以显示妇女群体坚持抗美援朝的决心。
除了捐款捐物，1951年3月和1952年11月，妇女群体在抗美援朝总会和全国民主妇联的领导下先后组织两届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慰问团带去的装满日常必需品的慰问袋、崭新的军服棉被以及全国妇女对战士们的关爱和鼓励，极大地鼓舞了中朝军队的战斗意志。在参加了第二届慰问团归国后，全国民主妇联宣教部部长沈兹九撰写了《给全国母亲和姊妹们的一封信》，激励全国妇女继续为抗美援朝做出贡献。1953年4月到8月间，捐赠了同名战机的常香玉赶赴朝鲜进行了多场慰问演出，受到志愿军的热情欢迎。
参军参战，屡建战功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辽宁人民继续发扬“母送子、妻送郎”和“保家保田上前线”的革命精神，义无反顾地将丈夫、儿子和兄弟送往前线参军。吉林长岭县参加志愿军的有1200人，其中由妇女动员参加的就有567名；据辽西省13个县不完全统计：有101名妇女送丈夫、97名母亲送儿子、17名姐妹送兄弟、30名未婚女子送未婚夫，参加志愿军。辽西省抚新县八区河土村妇女代表赵大娘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大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抗美援朝的战斗刚一打响，就把在村里做铁匠的二儿子送去了朝鲜前线做志愿军。类似这样的拥军参军的模范事例数不胜数。对于母亲和妻子们无私的选择，《新中国妇女》上刊登的《母亲们的骄傲》讴歌了她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难道母亲们的辛勤抚育，就是为了把儿女送上战场吗？如果她们以自己的力量和生命来为人类的正义事业而战，如果她们能使和平生活早日实现，那我就应该满足于自己期望的达成！”
除了“送子送郎上前线”外，全国妇女还掀起了参加志愿军的热潮。仅据河北省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4个市的统计，1950年共有1223名女青年报名参军，唐山市共有40名女医务工作者报名参加赴朝医疗队。河北省高阳县于堤村的解秀梅是抗美援朝战役中唯一一位荣获一等军功的志愿军女战士。她17岁加入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开始后通过反复申请成为志愿军前线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多次冒着战火为战士们演出，随后又申请调入前线手术室护理伤员，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火线上抢救伤员。1952年12月31日，美军在冰天雪地中轰炸了伤员的住处，在河边清洗纱布的解秀梅冲入火海救出了10多名伤员，为了掩护其中一名重伤员，她在敌人炸弹落下的瞬间飞扑在伤员身上，自己身受重伤。朝鲜战争结束后，她成为电影《英雄儿女》中女主角王芳的原型，伴随着《英雄赞歌》雄浑激昂的旋律，以解秀梅为原型的女英雄形象也凝聚成为抗美援朝精神的经典记忆。
1950年11月，时任上海军医大学护士的李蓝丁接到抗美援朝的援助任务后，带领160余人的手术队奔赴朝鲜战争前线。李蓝丁和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为伤员提供护理治疗，最紧张的时候，李蓝丁和她的同事们曾经在一晚上的时间里给5个重伤员进行连续手术。在李蓝丁担任志愿队手术队队长的8个多月里，手术队共进行了1200多次手术，挽救了800多位重伤员的生命。李蓝丁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除了诞生众多的模范医务工作者外，抗美援朝也是中国首次有女空军飞行员参战的战争。在举行首批女航空员起飞典礼的1个月后，1952年4月，新中国3位女飞行员由教员带领奔赴安东，成为首批投入到抗美援朝前线进行战斗的女飞行员。秦桂芳于1952年9月任机长单独执行飞行任务，成为中国第一个飞赴抗美援朝前线执行战备任务的女飞行员。随后，优秀的女飞行员陆续投入朝鲜战场，执行战备空运、空降、空投和部队转场、人员运送任务。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政治宣传、话务传递、后勤保障工作的女战士。在更为广阔的东北前线，近2000万东北妇女积极参与医疗护理和军需制作等战时工作。在辽宁地区的很多临时医院里，参加护理队的妇女吃住都在医院，由护士带着三班倒，承担为伤员穿衣、洗衣、打饭、喂饭、端屎、端尿这些繁重而琐碎的护理工作，最忙碌的时候，一位妇女同时要护理100多名伤病员，但没有一个人嫌弃这些工作。她们是战斗在抗美援朝战线后方不可缺少的坚强力量。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的签订标志着中国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结束。在这场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许多妇女加入了志愿军的医疗队和救护队，许多农村妇女送子、送郎上朝鲜前线杀敌，自己在后方生产；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许多优秀的女工通过智力与体力的结合，创造出新的纪录和模范事迹；许多妇女主动写慰问信，制慰问袋，节省菜钱捐献购买子弹、飞机，加强国防力量。国际民主妇联总书记在给第二次中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的贺电中，专门向“在朝鲜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妻子和母亲”致以崇高的敬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在前线和后方为这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女性们。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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